把狗比作优秀大学生，歌德咋想的
读过书的人大概都听过歌德这个名字。即便一时忘了，他的那部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也是家喻户晓。
最近读歌德的《浮士德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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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浮士德》是歌德的代表作，这是一部长达12111行的诗剧。内容主要是以民间传说为题材，结合文艺复兴以来德国乃至欧洲的社会现实，表达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和理想社会的追求。
这是一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，从构思到写作完成，歌德花了64年时间，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，才算将其画上句号。
或许是由于翻译的原因，这本书读来会让人感觉特别像顺口溜，甚至连打油诗都算不上，有种神神叨叨的感觉。但这又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。而诗剧的文本形式，本身不是纯粹的通俗文学。
这部诗剧里，有这么两句，是通过瓦格纳的口中说出来：“狗若是受到精心的训练，就是聪明人也会喜欢。它实在值得人们宠爱，是大学生中出色的成员。”
首先申明，狗，未必是贬义词，也未必是骂人的话。在歌德的文字里，我想它也是指某些人的一种意识状态，仅此而已。
这两句诗，触发了我一直以来的思考：人，终究是教育的产物。
人类最大的成就，不是驯养了马，不是驯养了狗，也不是驯养了庄稼和机器，而是驯养了自己。
我们之所以比动物表现得更有修养，正是得益于后天教育。而人类最大的罪恶，同样是表现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驯养，尤其是精神上的驯养。奴才与老爷式的尊卑观念，便是典型体现。
我们早已不自觉的陷入这种驯养，赞同并歌颂它。小时候，父母长辈大都喜欢听话的小孩儿，因为这类小孩得到了精心的训练，人见人爱。相对来说，调皮捣蛋、个性张扬的孩子，多不为人喜爱。
对于这些乖孩子，我们通常会给他（她）各种奖励，包括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。大学生，尤其是荣誉加身的优秀大学生，正是教育的一个典型成果。
根本来说，驯养人和驯养狗，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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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基于这种有组织的驯化，在人类历史上，尤其是近代史上，一部分大学生经常会扮演急先锋式的工具角色。所以，歌德的这句话，与其说是把大学生比作狗，倒不如说是把狗比作大学生。
他们年轻、精力旺盛、思维活跃，对旧世界不屑一顾，对新世界抱有大憧憬，这当然是积极的一面；但他们的这种向往与破坏的斗志，也最容易被点燃、被利用。
前不久读《南渡北归》，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，国民党丧师失地，难以挽回颓势，便滋生了组建青年军的念头。
西南联大的不少教授鼓励学生从军，比如傅斯年便振臂高呼。唯有林薇因声嘶力竭地指出，这批学生留在学堂的价值远远比过上战争，国民党只不过是想利用这些青年学生，做日后窝中争斗的工具罢了。
后来的历史，果然如林徽因一语成谶：这10万青年军还没来得及走上抗日战场，盟军便迎来胜利，10万知识青年登时成了内战战场上无足轻重的炮灰，随风消逝在冷酷的历史长河中。
当然，我想歌德的意思，绝不是否定教育的积极意义。人类之所以能走出黑暗，并持续走向更光明的光明，教育便是最大的凭借。
歌德所嘲笑的，是教育中的自私成分，甚至是黑暗成分。比如，选择性地让你读什么书，不得读什么书，有意让你记住什么，而不是让你思考什么。
其实说到底，还是陈寅恪先生的那句总结：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。
这句话，很多人，尤其是大学生相当熟悉，也奉为自己的座右铭，而一些大学，更会拿这句话来标榜自己办学育人的宗旨。但据我观察，真正做到，很难，真正做到的，很少。有些自以为做到的，也要么是骗自己，要么是骗别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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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由此想到的，还有前不久的少年杀人案。
每当出现杀人的新闻，我最担心的就是舆论走向基因决定论，或者叫母胎决定论，认为一个人生来就是恶魔，生来就该死，也就是不该出生。
一个人外表的美丑，或是由基因决定的，但是一个人的精神品质，绝不可能是基因决定的，它只能来来自于这具肉体后天所遭受的教育和所处环境。
连马克思都说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。那么这个人犯了罪，为什么仅仅是这个人的错呢？
我们发明司法、监狱、警察，初衷是用来惩恶护善的，让人人有所敬畏，从而保障人人的权利。但是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，因为这些发明，无不是事后诸葛亮。
所以，单从社会意义上讲，关注研究一个凶手的成长，远比杀死这个凶手有意义。
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凶手就不该杀，而是在杀死他的同时，还要认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失败，而是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失败。
反过来倒推，一个的成功，又何尝不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成功呢？
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浅显问题。哪吒生来是魔丸，龙太子生来是灵珠，但魔丸在李靖夫妇的爱与包容中成为救世英雄，而那颗生来代表光明与正确的灵珠，差点在一帮阴谋家的教育下成为灭世杀神。
它用艺术高于现实的手法告诉我们：即使人的性格是由基因先天决定的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它。一具肉体是没有原罪的，罪恶来自灵魂，来自后天的不足干预或不良干预。
而这个的故事，又很好的诠释了教育的两面：云巅与深渊，取决于教育权掌控在谁的手里。所以，大学之大，又贵在以浩瀚的胸怀，抚育自由的灵魂。